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就完善煤炭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开展专题调研

通过榜样示范、奖惩措施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最终保障家规家训的执行力。

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三、命的偶然与必然、多元与统一朱熹的命论具有理—气二元结构，理气之间在本原上体现为理主气从、理为气本，在现实结构中则往往是气强理弱。

（钱穆，第43页）朱子自己更是明确说道：命只是一个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二程集》，第577-578页）朱熹也说：故孟子与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称尧、舜以实之。君命这个人去做这个职事，其俸禄有厚薄，岁月有远近，无非是命。事实上，朱子气强理弱的理气关系论在其宇宙论、工夫论、心性论等领域都非常重要，是我们理解朱子之学的一大入手处。命可说成是理之流行于天者，为在天而与特定气质结合以生物的流行过程中的特定之理，是事物所以当然之故，即事物之得以生成且是此而非彼的最直接的先验性根据。

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则为仁义礼智之性，如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谓性是也。随后他又指出，天以创生之理赋予人真性、真体，是成全我扩大我使我与天地合德者，岂会限制人的发展？所以气命的限制义并非天之赋与（牟宗三，a，第484页）。从人类中心的立场出发，宇宙万物之道固然有其独立的意义与价值，但也都与国家的治理息息相关，王者参用之而有天下。

也不同于商鞅、申不害及韩非等三晋法家的积极能动倾向，在肯定治国理政需要有国法的情况下，将国法的根基扎在了普遍之道的层次上，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三晋法家以法为君主意志的观点，强调了国法的存在要在根本上受制约于万事万物所自有的客观规律与法则， 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毋逆天道，则不失所守并由此而克服了唯意志论之国法观所带来的诸多主观性局限，克服了将法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与地位绝对化的不良倾向。君主在政治上的任道，一方面要求其在日常治理中以尊法为高，将法建立在体现道的事理及情理基础上，依法治国。其次也改变了庄子之个体主义的生命之情，而代之以统治者对统治对象的有情，追求顺天、行法而使得万民自安及万物 自定。进入专题： 黄老学派 。

儒家所倡导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获得了来自道的恒常支持，出现了万民之恒事、 贵贱之恒立（位）、畜臣之恒道等提法。二、任道尊法爱民：黄老学派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要义黄老学派在政治伦理思想上，虽然吸收消化了道家、法家及儒家等多个学派的理论观点，但仍然有着清晰的道家理论框架及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并以道家的理论框架容纳与消化了法家与儒家等的观点，从而在理论上仍然具有相对完整的理论形态与逻辑贯通的思想观点，表现出了明显的以道为主综合诸家的性质。

国法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规范可以指导人们的实践。其次，国家治理所以必须尊法，乃是因为国法的产生借助了圣人的智慧，只有圣人才能以道为基础，将道之规律性内容转化为国法规定，天地立，圣人故载。（二）黄老学派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尊法态度黄老学派推崇道，既试图把握宇宙万物的客观之道，也试图以宇宙万物之道来驾驭宇宙万物，虽然万物之道在内容上具体性已经明确，但在人类的视域来看，国家治理所需要面对的宇宙万物之道还需要转化为人类的行为规范，否则以道驭物就不能落实。法家主张的法及法治在黄老学派中得以有一定理论位置，就是因为法在人类社会的范围内，恰好就是人世间所不能不予以遵从的根基于道的客观规律，体现客观规律之道派生出了法，即所谓道生法，为民之恒度。

法家政治价值的引入，将道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放在了间接位置上，但仍然是起根本作用的因素，而法则替代道在治国理政中直接发挥作用，法是道的作用具体化。（一）黄老学派政治伦理思想中的任道无为黄老学派在政治伦理思想上以道家思想为 理论框架，并在治理的宗旨上强调无为，从而与法家、儒家在行政态度上积极的规范与干涉根本不同。不论什么样的国家，都必须考虑如何进行有效的治理，而任何有效的治理都必须选择一个合适的统治策略。黄老学派主要是考虑了国家该如何进行有效统治的问题，它在国家建构方案的供给上虽然并不充分，但在以什么样的统治策略来有效进行国家治理上却有着高明的见解，态度中和，温和实用，具有高度的政治智慧。

（三）无为而无不为的政治理想黄老学派在治国理政上提倡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也由此而成了黄老学派的政治理想。黄老学派的尊法观念，在治理方略上，实质性地造成了圣人必须以法为教，此为圣人之尊法 ，也造成了民众必须以吏为师 ，此则为 民众之尊法。

王者不以幸治国，治国固有前道，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另一方面，这种驳杂性也是因为诸子在聚诸家之长于一家的时候，也都是选择了各家之有利于治国理政之实践的部分，具有较强的实用倾向，实用性不强的偏激或偏颇部分则自然被舍去了，此之谓杂选， 由此既造成了各家在理论内容上的相对不完整，理论体系碎化特征非常明显，也造成了来自各家 之理论内容还不能实现彼此之间的有序逻辑贯通，理论的驳杂性就愈发明白地呈现出来了。

黄老学派立足于宇宙万物普遍联系的现实，强调国家治理必须在合乎道的前提下，形成一套国法化了的妥善处理问题的制度体系，该制度体系在内容上不过是将相关的客观之道落实为国法而已，其形式虽然是国法，但其内容则无 不是规律性的道。人的自然既在根本之道上与万物相同，又在具体的自然内容上与万物不同，虽然人不同于物，但两者都是合乎道的理想之自然，天、地、人三者谐和一致。黄老学派将先秦儒家的人文主义视域引入，未改于追求自然的理想，但却能以儒家重点思考的人文属性作为人类之理想的自然，强调人事因素，由此而在政治理想上改造了正统道家的反政治与任自然内容，而将人文世界连同其中的政治都作为了人类理想的自然，在治国理政上追求达到其合道的自然状态。 （三）黄老学派政治道德要求的法儒融合黄老道家的道家内容主要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视角与理论框架，在政治理论的阐述中，主要发挥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作用，它以道为主，具有综合诸家的性质，既以特定的道家世界观规范和约束、改造了法家及儒家的政治道德要求，也提供了法家及儒家在政治道德上结合起来的榫结点，促进了黄老学派中法家与儒家在政治道德上的融合，主张德刑兼顾，春夏为德，秋冬为刑。 （二）黄老学派政治理想境界的道儒融合黄老道家在政治理想的境界上，不仅兼容道家及儒家，还在实质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道家与儒家的交融，将儒家化了的道家与道家化了的儒家结合在了一起，产生了一种特殊内容体系的政治理想。四时有度，天地之 李（理）也，［人］事之理也，逆顺是守。

黄老学派从经世的需要出发，向统治者提出了必要的道德要求，这种道德要求，虽然并不足以构成善治的充分条件，但却也是善治的必要条件，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诸子在彼此之间的彼长此短及彼短此长的比较中，往往取诸家之长而去诸家之短，多家政治伦理思想之长聚集在一家之中，还未进行理论上的深化、细化与系统化，虽然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但理论内容上的驳杂性由此也就无可避免，因为王治之无不贯，在学术 上不能不兼儒、墨，合名、法。

因为人们在智力上并不足以自己将道的客观规律性内容转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而只能借助于圣人智力，才能获得关于自己行为的正确规范。西周初年以来的国家形态，在经历了周平王东迁的巨变之后， 形成了列国争霸的政治格局。

人类处理自身问题，如果违背了自身之道的规律性，就不仅不能妥善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增加新的更加复杂棘手的问题，诛禁不当，反受其央（殃）。法家以唯意志论方法建构起来的设之于官府之法，在黄老学派理论逻辑中变成了体现客观规律的法，王的立法意志也不能不受作为客观规律之道的根本制约。

如果人们达到了这种修行的政治道德要求，那么他们也就处在了政治的理想状态，政治在儒家视域下就是圣人道德从一人开始而及于一切人的过程。黄老学派虽然在政治伦理上主张爱民，提倡人的德行，但它并不是站在纯正儒家立场上，从而也就并不试图将政治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也并不以实现人与人之间普遍无私的爱为政治的根本目的，而是站在了治国理政的角度上来考虑统治者的德行修养及其对民的仁爱问题，即黄老学派主要考虑的爱民及德行等都主要局限于统治者有天下的需要，德积者昌，［殃］积者亡。黄老道家提供的统治策略具有较为广泛的国家体制方面的适用范围，在国家治理的政治伦理思想上，具有普遍性的参考价值与启发意义。人类在国家治理中的尊法态度，在根本上取决于作为法之源头的道。

黄老学派的德行及爱民，在根本上就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爱，它虽然吸纳了儒家关于统治者之德行修养及爱民有责的思想，但又在叙述中不无工具理性的考虑，将德行及爱民充作有效的驭民及统治手段，从昌与亡的角度考 虑德积即是如此。法家无为而治主要是强调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理想，它在实质上不过是一种驭臣之术，且仅限于君主的无为，从政治机器的 整体运行来看，法家在政治上是主张积极有为地进行主动治理。

法由此而融入到了道家之中，成为道家化了的法，并由此而与三晋法家之法产生了根本的区别。所谓无为，在黄老学派理论中并不排斥以道为基础的法的供给，主要是针对政令而言，核心意思无非是要强调国家治理者在国法之外，尽可能减少政令供给。

一、道法儒融合：黄老学派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特点黄老学派虽然在总体上以道家为根基，并保持着道家思想的基本框架，但在思想的内容及理论宗旨上已经表现出较大程度的学派融合特点，比较明显地将道家、法家及儒家的思想内容综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理论逻辑大致完整及学派特色较为明显的内容体系。所谓圣［人］举事也，阖［合］于天地，顺于民，羊［祥］于鬼神，使民同利，万夫赖之。

但治国与建国又毕竟是两件不同的大事，国家建构的过程及结果优良未必就会有稳定高效的治理，从秦国到秦朝的历史事实足以说明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王朝在制度设计上有建树，在治理上失败了。这个内容体系兼顾了诸侯国的国中之家与家上之国，不仅比较恰当地排列了国家所要求的道德与家族所要求的道德的序列，而且也在内容上使国家所要 求的政治道德与家族所要求的政治道德结合和融合起来，既是忠孝兼顾，也是忠孝相融。齐国稷下学宫《管子》有部分篇目属于黄老学派，彰显了道、儒与法的结合，凸显了黄老学派的综合性特征。有的学派虽然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虑过国家建构的问题，但主要是考虑了国家该如何进行有效的治理，较多地从统治策略的选择上思考问题。

与无所不在的道相比，人类在行政策略及政策供给上的积极意志却必须自觉地予以遏制，奉行无为而治的宗旨。另一方面，人作为宇宙万物之一，也有着自己的规律性之道，以合乎人类自身之规律性的道的方式， 处理人类自身的问题，才能有合适的方式与妥善的结果。

所谓修行的政治道德，就是指政治道德的内容聚焦于将社会个体修炼为圣人，至少也是将社会个体修炼为君子，任何人都可以在道德内容上达到圣人或君子的要求，任何人都应该在道德内容上达到圣人或君子的要求。在将宇宙万物的唯物化理解上，黄老学派虽然比较多地受到了庄子气论的内容影响，但在理论诉求上，黄老则更接近于《老子》以道治国的倾向，只不过黄老学派在政治理想上并不推崇返璞归真以至于小国寡民的归于无治的自然，而只主张在尊重客观之道的规律性内容的基础上，尽量不妄为，而务求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

道家 黄老学派广义上属于道家，但又与老子、庄子等原始道家不同，它在思想上兼容了儒家及法家等学派的观点，将道家世界观及方法论运用到了对治国理政的分析中，在内容上扩展了道家传统内容，提出了一套独立的治国理政主张，其政治伦理思想既具有融合多个学派的痕迹，吸收了法、儒、阴阳、墨、名等家的某些思想，又具有理论上的内在统一性，相对于庄子追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融为一体的理想人格，达到莫之夭阏者的逍遥。先秦儒家关于道德的论述往往被后世推崇为一种典范性的话语，其在前秦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里始终居于压倒 性的优势地位